督查组查不足 发“点球” 责任单位接招 补“短板”

3．角色定位与内外有别克林顿政府雄心勃勃地推进其NII后，遇到的挑战和机遇一样多。

自治州和省辖市人民检察院也应当设置法律政策研究室。可见，派出机构是检察机关的一个重要内设机构。

从目前全国各地的情况看，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设置上缺乏规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科学统一的设置标准。[18]参见前注[13]、[16]及熊发南：《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问题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2009年第11期。五是设立案件管理部门，即各级检察机关应当设立案件管理办公室。虽然法律规定派出机构的设置主体为省一级检察院和县一级检察院，但目前的派出机构除了由省级检察院和县级检察院设置外，还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市级检察院设置。[4]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坚持六项原则，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原则、检察一体原则、检察官相对独立原则、内部制约原则、加强业务部门和精简非业务机构原则、地县两级人民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因地制宜原则。

四是统一的设置模式，即同一地区和级别的检察机关，其内设机构的规模和数量等应当保持统一。第二级、第三级检察职权是检察权的具体权力，且权能大小适中，因而可以设置独立的内设机构来行使。｛16｝不只是美国自己引以为傲，外界已经普遍认为：作为创新的温床，美国的科研环境，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具有优势。

五、总结加密技术是影响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掌握了加密技术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实现信息安全和获取信息优势地位。由此出现了公钥密码体制，即对加密密钥予以公开的同时，而对解密密钥保密。从有史可查的公元前1900年的古埃及至今，加密技术一直依托一门古老的学科—密码学，而发展和应用。｛21｝美国国内的执法人员有理由怀疑，来自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是通过原始的信使和现代的加密技术形成信息交流的。

而密码算法的标准化，意味着应用其中的加密技术产品具备了互操作性和兼容性。［7］｛13｝与普通消费品不同的是，依照美国1996年之前的法律规定，应用于美国国内的加密技术产品仍是军用品，受到美国国防部依据《国际军火交易条例》（The International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即ITAR）所并联的美国军品管制清单（The United States Munitions List，即USML）的约束。

美国政府此时已经视加密技术的创新为独享策略最大的威胁，采取围剿创新的政策手段，把研和学需要参与良性互动的通路堵死，不给科研以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不给高校以应有的自主权。2．信息的自由流动与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奥巴马政府正式运作后，美国再次不遗余力的输出其自由的价值观，其专注的之一就是推动别的国家在所谓尊重民主的基础上保障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私人信件作为隐私的载体，可以由信封来保护，而应用日益广泛且部分代替了纸质信件的电子邮件，也要有信封来保护。受理案件的美国俄亥俄州北区地方法院于1998年判决荣格尔败诉，不支持涉案源代码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权保护的范畴，也不支持管制措施是事先限制其言论自由。

但实际上，具有信息优势的美国，却早就对科技的走向了然于心。｛9｝1976年，从秘密研究加密技术的学者中分化出来的学者获得一项学术成果—密码学的新方向，其对外提出了一个颠覆加密技术历史的思想：对加密算法公开，对加密密钥也可以公开。｛10｝后续即使DES的安全性出现枯竭的征兆，由于加密技术的进步，先后有三重DES以及高级加密标准（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即AES）等成熟的加密技术投入到应用的领域。恰巧在1991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22］2009年1月，相关官方智库正式公布其研究报告—《超越美国堡垒：全球化时代对科学与技术的国家安全管制》（以下简称《超越美国堡垒》），｛24｝回答了奥巴马政府，急待了解的美国既有管制政策是否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随着冷战的终结，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性加大，巴统开始走向消亡，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在巴统框架下出现了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离心离德的情况，禁运管制开始在争吵声中失去约束力。

胡江宁，单位为北京大学。革新意义上，其主要是在世界已开始步入信息社会时，围绕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个人安全而出现的一个技术、管理和控制的问题。

就加密技术及其产品而言，其选择把持技术，扩大产品出口，依靠美国产信息产品延伸和操控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大力鼓励国内创新，极力抑制别国创新。政府希望美国公众接受政府控制的加密技术，而对于其控制不住的其他形式的加密技术都会阻止。[19]因为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这一正式名称的头字母串联可被简称为U.S.A.PATRIOT Act，故有《爱国者法案》这一简称。败诉的荣格尔在参考了伯恩斯坦案的经验后，做了上诉的调整。美国承担了在提升网络安全的同时维护自由贸易与拓宽信息自由流动的国际主动权和国际标准，在此，美国既会认清自己的国家需求也会认清自己的国际责任。美国承担实现互联网开放的任务，希望别国的信息能如自己希望的方式和方向自由流动，这才能为其信息优势所服务。

2010年3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第13534号名为国家出口倡议的总统行政命令（以下简称倡议），旨在移除海外贸易障碍。由此，国家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可以实现同一安全水平的互联互通，这些对于电子商务而言，才有了发展的安全基础。

相关提案认为：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有赖于个人、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还需在现有法律下实现他们与执法需求之间的平衡。三是经营一个保证美国政府有能力审查向外国政府、军事组织和相关国家出售强加密技术的许可证流程。

｛21｝齐默尔曼在他的《PGP源代码及内部构件》中坦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美国推倒阻碍信息自由流动的柏林墙。美国政府与产业界展开对话，主动扮演的是学习者的角色。

1949年，美国科学家克劳德·埃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发表了题为保密系统的通讯理论的论文，将信息论引入密码学，使通信以及存储实现了数字化革命，也为未来计算机进入通信领域，开始网络化进程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加密技术开始在科学的层面发展。奥巴马政府修订《出口管理条例》，其原动力是鼓励信息安全产品，尤其是鼓励加密技术产品的出口。1993年，在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即 NSA）的技术支持下，美国政府开始推行快帆芯片（Clipper Chip）， ［6］｛11｝以应对强加密技术发展对于包括超级计算机和信息网络带来的安全挑战。［17］相关声明在美国国内曾招致质疑：瓦森纳安排将管制重点放在了强加密技术及其产品上，这将有害于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而对于自愿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条约，只会束缚美国自己，对于非成员，甚至是部分成员国来说，则并不受到管制的影响。

作为对美国国会的回应，1996年6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出台报告—《加密术在保障信息社会安全中的角色》（以下简称《角色》报告）。199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丹尼尔·J·伯恩斯坦（Daniel J。

但是，这个曾在教育领域打破过种族歧视和将教室从校园搬到太空中的航天飞机里的教育型国家，至今还保持着对涉及加密技术的高等课程予以管制的传统，这对于创新一直以来都是个不小的打击。传统意义上，其主要是围绕军事情报之类的信息如何保密而出现的一个技术问题。

而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对外抑制创新，从整体上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互联网的策源地和网络社会的积极推动者，美国对此深有感触。

（三）中心假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起初，参议院对涉及加密技术的立法持观望态度，但情况在克林顿第二任期时发生了变化。但是，美国利用自己发达的和不断进化的立法体系，采取限制科研领域的言论自由权、限制教育领域的自主权和循序渐进的管制信息安全产业界的出口权及经营自主权等一系列抑制创新的手段，以达到阻止外界在加密技术上的创新，实现自己所谓的信息安全。对于美国在信息社会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角色》报告提出，加密技术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加密技术本身具有被执法活动和非法活动利用的双重属性，如果能在政策制定上找到平衡点，加密技术及其产品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积极影响要大于消极影响。

［18］在经历1999年的立法压力后，克林顿政府在下届政府履新之前完成了对加密技术内外有别的政策调整。如何保障美国获取具有可靠性、准确性并未经篡改的信息为其所用，这才是美国搭建GII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最关注的地方。

美国于1977年公布的DES，一方面在密码史上首次实践了密码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密码的安全必须完全寓于密钥之中，｛7｝P15另一方面也将技术进步的标准化引入到加密技术领域。2．爱国者的牺牲与国家战略2001年10月，小布什总统签署《提供拦截与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以团结并强化美国法案》（即《爱国者法案》），并将其正式颁布为法律。

［15］该法案在近四年中反复被众议院提及。（三）小结：分享的动机对于信息安全问题，美国自克林顿政府时代就采取独享的策略，即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分享包括个人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以期维系美国政府独享在国内和国外的信息优势。